嘉宾：郭传杰
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。全国政协委员。研究员，博士生导师。1944年9月生，汉族，湖北省浠水县人。196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，1981-1983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作访问学者。
1970-1987年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，曾任课题组长、室负责人。1987年调中科院院部，曾任科技政策局副局长、计划局副局长、学部联办(现称院士局)主任、中科院副秘书长。1997年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。2004年末改任现职。
主持人：李存富 科学时报首席编辑、中国科学院网站主编
段 煦 科学时报记者、中国科学院网站编辑
主持人：您到科大兼职已快三年了吧？如果让您简单描述一下，您觉得科大是个什么样的学校？
郭传杰：是的，正好两年零九个月。近三年来，我也常在思考和感悟着这个问题。不过，对一个学校的描述，不同的人可能不大一样。因为，对大学的水平、品性，不容易给出一致性评鉴。科大是我国名列前茅、特色明显的最好大学之一，这在学界是共识的。从品质这个角度说，我觉得中国科大有四个字给人印象最深，就是“实、纯、勤、创”。
主持人：中国科大的定位是要建成一所“研究型大学”。“中国大学评价”课题组认为，研究型大学应该是国内科研实力最强、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的大学。中国科大建设的这种“研究型大学”是否属于此列？
郭传杰：我们的远期目标是要建成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。这里有两个字是关键，一个是“流”，反映水平的；一个是“型”字，体现类别。大学有多种类型，如研究型、教学型、研究教学型，等等。是否是研究型大学，主要看科研工作在学校中的比重、地位和作用。如果视知识的创新与传承同等重要，密切结合，且贯穿于研究生及本科教学等各项工作过程中，应属研究型。是否“一流”，我认为与“型”没有必然关系。叫“研究型”的，未必都是一流。而其它类型的大学，该类型中办得最好的，也应堪称“一流某某型”的大学。依我看，我国目前许许多多大学都往“研究型”去挤，根源之一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模糊认识和错误导向。
主持人：你们建设“一流研究型大学”凭借的条件是什么？思路是什么样的，如何实现？
郭传杰：中国科大1958年创建于北京。建校不久，即与北大、清华等名校一同跻身于全国重点高校之列。1970年代南迁合肥之后，仍自强不息，以鲜明特色、优异质量而蜚声国内外。学界有人称此为“科大现象”。什么是这一现象的内在原因？许多人都在思考溯源。我觉得，这与科大坚持的两个办学方针关系最大。一个叫“全院办校、所系结合”，这是建校之初就明确提出来的。另一个是“质量优异、特色鲜明、规模适度、结构合理”。这是科大建校时就有的办学思想，后来在实践中逐步总结、完善，凝炼成了这十六个字，可以说这就是科大的“发展观”。两个方针，一个规定了科大要办成什么样的大学，一个表达了实现目标的独特路径。就是说，一个是目标，一个是战略。你问科大凭借什么条件，我想这两个方针就是我们办好科大、创建一流最重要的法宝。
主持人： “全院办校、所系结合”是中国科大的独特优势，实践证明，“全院办校、所系结合”对于科大人才的培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中国科大曾提出：“要使我校成为科学院人才培养的核心组成部分，成为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、研究所与高校之间的桥梁与纽带”。请问，今后将通过哪些方法如何推进这一模式？
郭传杰：这件事在建校之初曾做得很好。当时，华罗庚、钱学森等一批所长、大家，兼任着科大的系主任、教授，亲自上课、带实验，让学生零距离感受大师们的理念、为人及学术风采，使教学、科研达到完美结合。我想，这是科大当年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。南迁合肥后，由于地域、交通等多方因素，“结合”少了，“关系”疏了，但当年积淀的精神气质、校风文化仍在人心。近年来，我们在新形势下又作了大力推进。一是继续象当年那样坚持人员交流、相互兼职。已聘请近20位院士、所长兼职学院院长、系主任，校内设“执行”院长、系主任岗位，还聘了160多位知名研究员来兼任博导。二是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发展了许多新的合作方式。如共同申请科研项目，共建伙伴小组、联合实验室；共办学术会议、暑期研讨班、远程视频学术交流；设立奖学金，联合培养大学生、研究生，试办“本-硕-博”贯通教学模式等等。三是注意创新机制。当年是凭行政力量推动就行。在新的情况下，行政力量只是第一推动，要想持续发展、有效合作，必须靠建立机制，互惠双赢。因此，签每项合作协议时，我们都特别强调要靠机制，形成有效载体，工作必须踏实、实在。
主持人：您认为科大距离世界一流的目标还有多大差距？
郭传杰：我们在制订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时，对目标的提法是分两步。第一步，进入世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行列，时程是2018年左右。那时正好是科大建校60周年。这也与国家中长期纲要的时间域基本吻合。第二步，建成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，尚未明确具体日程表。
为什么这么定？这与我们对“世界一流”的理解，以及对我们目前差距的认知相关。前几年，社会上出现了“一流大学”热，颇有点大跃进味道。这跟我们的国情、舆情有关，所谓上呼下应，一呼百应。我想，我们说“世界一流”，与其说是目标，还不如说是追求更合适。这是因为：一、“一流”不是自称、自定的，要靠学界、社会去评判；二、“一流”虽也有些评价标准，但见仁见智，难有定论，既含水平、硬件条件等可量化的内容，更有理念、气质、禀赋、声誉等难以评价的元素；三、“一流”还是动态的，你发展，人家也进步，有很强的相对性、时代感；四、也是最要紧的原因，“世界一流”是很高的标杆。世界的大学成千上万，大学的历史已走过五、六百年，在世人心目中，世界一流大学能有几何？世界一流大学必有若干世界级大师，而仅有大科学成就者还不能称之为“大师”。仅比照这一条，谁敢妄称“一流”呢？所以，与其去测量“差距”，还不如不懈怠地去追求。
主持人：各高校都有自己的校园文化，所谓“近朱者赤、近墨者黑”，各高校的领导者们也都认为，校园文化对在校学生思想道德意识的形成、发展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。请问，中国科大多年来是如何打造自己的校园文化的，有何特点，今后如何发展？
郭传杰：是的。我们科学院自实施创新工程以来，研究所也开始重视文化建设了。但是，一般而言，大学都比研究所要更关注、更倚重于文化。这是因为，研究所的任务是出成果、出人才，而研究型大学的使命是出人才、出成果。对于人的培养，文化有着独特的意义和作用，健康而浓郁的校园文化，是育人成才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精神家园。
对什么是校园文化，见仁见智，难有统一界定。不过，这没关系。大学文化的核心是它的价值理念、精神气质。它积于人心而载于学风、校风以及校园风物，成于长期历练、群体互动认同的过程之中。它既有潜移默化、以柔克刚的力量，还有鉴别学校品行、气质和水准的功能。文化体现学校的个性特质。从某个名校培养出来的学生，往往带有其母校文化气质的印记，就是这个缘故。
前面说到科大印象时，我用了“实、纯、勤、创”四个字。我想，纯真、朴实、勤奋、敢为人先，这是否就是科大文化的一些基本元素？这种文化的形成，一是源于母体，中国科学院“唯实求真、协力创新”的院风是科大文化的基因；二是源于自身艰苦卓绝、自强不息的奋斗旅程。科大建校快满半个世纪了，我们正通过筹备50周年校庆为载体，开展一系列的研讨和活动，回溯过去、远瞻未来，提炼并弘扬科大的精神文化，使之成为创建一流大学的宝贵财富和精神动力。
主持人：“以人为本是教育的本质，也是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理念和价值所在”，您认为“以人为本”的教育思想包含些什么，怎样才能达到真正的“以人为本”？
郭传杰：现代教育应当体现三大功能。一是培养有用之才，二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，三是推进社会公平公正。现实是，第一项功能受到了普遍重视，相对于当年的读书无用论，这是个深刻的进步、巨大的飞跃。但是，如果仅着眼于此，就有失之于工具价值的偏颇了。通过教育，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，通过教育，改变贫困地区、贫弱人群的命运，这是教育推进社会公平、促进社会发展很基础、很高尚的职能。这三者协调了，做好了，我想，就能做到为了人、依靠人、关心人、发展人，就是“以人为本”了吧。
主持人：近年来，大学生犯罪、自杀等事件频现。有媒体称，大学生心理不健康问题已经影响到了我国人才的素质和社会的安定。党中央、国务院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》中指出，“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”、“把‘培养什么人’、‘如何培养人’这一重大课题始终摆在重要位置”。中国科大对于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多年来是如何做的，做得如何，在此方面有何经验？从某程度讲校园文化有没有替代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？
郭传杰：科大有关爱学生的传统。当年，搞基建，学生的教室、宿舍都有暖气，老师家里、办公室是没有的。这些年，科大的学生思政工作也努力联系实际，体现自身特点。比如，重视责任、诚信和创新意识的培养；重视开放环境下的网络思政工作；重视对家庭贫困学生的关心帮助；重视学生心理健康的引导和教育。新生入学，就通过有趣的测评，为每个同学建心理档案，设立微笑在线，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，丰富校园文化，对需要重点帮助的同学给予特别关爱，等等，尽力让每个同学都身心健康地成长。校园文化不能完全替代思政工作，但能有力促进并部分实现思政工作。两者目标一致，是相辅相成，相得益彰的。
主持人：近年来，不少高校办的“少年班”纷纷落马，难以维持，惟独中国科大的“少年班”一枝独秀，不仅能够维持一定的招生数量，而且培养人才的素质逐年提高。其原因何在？“少年班”今后的发展前景如何？
郭传杰：前面我用到了“科大现象”这个词。应该说，少年班是科大现象中的一支奇葩。朋友们同我说到科大，没有不问少年班的。它诞生于1978年，至今已招收1100多名学生。同时，80年代中期，结合少年班经验，又开办了“零零班”(试点班)。两种班统一管理，相互促进。最近三年，这两班的学生共毕业了340人，86%考取了国内外名校的研究生。从实践上看，少年班作为特殊人才教育而探索的模式之一，是成功的。尽管社会上也有人说三道四，颇有微词，但我想这是他们不了解情况。你可能会说：你们为什么不广而告之，让社会全面了解呢？我想，这不合科大性格，也不利于这些早慧少年的健康成长。让这些智力超群的少年整天处于社会舆论的关注、煎炒之中，是对他们未来之路的误引和打杀。你问我们的少年班为什么能长期坚持且逐步提高？我想可能有三个原因。一是对这条路有信心。对不同情况的青少年，为什么不能有不同的教育模式呢？二是不断总结，找到规律，按规律办。比如，加强基础教育，心理教育，少吹捧，适当讲些挫折案例，等等。三是少年班自身成功的实践经验支持了我们。
主持人：与北京、上海的高校相比，中国科大地处相对闭塞的安徽省，缺乏地理优势，中国科技大学是怎样做好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工作的？
郭传杰：应该说，区域的弱势不仅对招生、就业这两个环节有负面影响，从整体上对办学也有不利因素，这是肯定的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利弊分析也要一分为二，办学当靠事在人为。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彭湃之时，我们要维系纯朴、实信的校风、学风，比大都市的学校要容易。而今天通讯发达，已无时空阻碍，做得好，学术交流可以一点不差。事实上，欧美有一些名校，例如耶鲁、康奈尔大学等，不在大都市，却并未阻挡它们位居世界一流。当然，区域劣势对招生、就业的不利影响是明显的。但根本上这也取决于学校的声誉和招生工作的努力程度。举例而言，80年代科大的优秀生源曾在全国名列前茅，可说是辉煌一时。前些年，因多种原因，略有降势。近年来，正向好转，例如，2005年在十几个省市中，我们高考录取份数线位居全国第三，其余省市也多在四、五位之前。可见，许多优秀的学生还是选择了科大。至于说到就业，我们的压力比许多学校要小。一是我们规模有控制，客观上毕业生人数较少；二是学生质量得到社会认同，每年光考上国内外研究生的已占了大半。
主持人：听说全国各重点高校今年还要扩招，中国科技大学是否也在扩招之列？
郭传杰：对全国情况我不甚了解。科大将还是按一贯的精神办。
主持人：胡锦涛同志日前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，“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大国，都把科技人力资源视为战略资源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因素……要坚持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、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、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”。可以看出，目前，我国政府首次将“出人才”与“出成果”并举作为奋斗目标。您认为，我国的目前“人才战略”对中国科大将会产生哪些深远影响？
郭传杰：这次科技大会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线，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。我认为，这是一次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。中央强调“要建设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”，“建成若干世界一流的科研院所和大学”，我们感到鼓舞、振奋，也深觉责任感和紧迫感。背靠国家研究机构的强大优势，通过教育与科研紧密结合，培养高级创新人才，创新前沿知识，是科大素有传统，更是今后光荣使命，任重而道远。
回望历史，科大从诞生到发展的每个重大时刻都是与国家战略需求密切相联的。50年代，在实施第一个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(“12年规划”)之初，急需大批高级科技创新人才，于是以创新的模式诞生了中国科大；20年后的1978年，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，科大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一系列教育创新，如创办少年班、第一个研究生院等，掀动了科大的第二次创业高潮。这一次全国科技大会，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主旨，建设创新型国家，这给正在进行第三次创业的中国科大以极大鼓舞。我们将紧紧抓住这一战略机遇，以强烈的自信心和紧迫感，制订并落实好学校的十一五发展规划，创新跨越，加快发展。目前，师生员工的心气是很高的。
主持人：您在科学院工作多年，现在又回到了校园里。最大的感触是什么？与研究所有什么不同？
郭传杰：在大学里，如果是做个有一定学问和名望的教授，我想这恐怕是世上最好的职业了。如果作为负责人，校园则是让人挂心、累心的场所，不过，它同时也是个净人灵魂、催人年轻的地方。
主持人：在校园里，您与同学们的关系如何，同学们怎样称呼您？
郭传杰：走在校园或在食堂同桌吃饭时，多数情况下，同学们只是点下头，给个微笑示意而已，并不称呼什么。我体会，这也是科大人的一个性格特征。如果硬要称呼，我最高兴他们叫我“老师”、“老郭”或“传杰”。
主持人：您在院里有职，又负责科大，北京、合肥来回跑，南北兼顾是不是太辛苦了？不过“中国民航”一定欢迎您这样的客户。
郭传杰：这几年，为民航、铁道是多做了点“特殊贡献”。
（原载于中国科学院网站）